冯见雄终于彻底明白，陈德炳和柳洋为什么会在第一阶段彻底放弃抵抗了。
马和纱在冯见雄的解说下，也明白了这背后的险恶逻辑。
对于一个企业间的无形资产侵权案，或者是个人的名誉侵权案来说，搞清楚侵权事实，其实官司只能说是打了一半。
还有一半更重要的，就是侵权获利和被侵权损失的界定。
无论是版权、工业设计、专利、品牌、商誉……正因为这些东西是无形的，很难估价，所以当它们被侵犯的时候，究竟该赔多少钱，往往难以用个统一的标准衡量。
而且，这里面可以被侵犯的权利，实际上可以分到很细，就拿冯见雄眼下告的这个官司为例，人家“优品铺子”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侵犯“三只松鼠”的商标，也没有想刻意混淆品牌。只是拿了有马和纱出镜的一些指名道姓擦边宣传“松鼠果业”的《舌尖上的华夏》剧照、片段来歪曲宣传。
但这毫无疑问也是侵权的。
拿后世加多宝和广药这种著名官司对比一下就知道，加多宝一开始要用“王XX”这个商标，会被告。改用加多宝的名字后，哪怕宣传“国内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依然会再被告一次，因为当初的包装设计上也是有工业产权的，有些特定风格和设计不能混淆——总之在商誉宣传领域，能被告的点很细很碎，无法一句话概括。
废话少说。
那么，界定侵权不当得利和被侵权的损失，要怎么算呢？
一般是这样的：被侵权一方，如果没有这次侵权，其销量会有多高，如今差额是多少，乘以纯利润率，大致核一个损失额。
侵权一方，则按照如果不侵权，他只能卖多少，侵权后卖了多少，多卖的部分乘以利润率（这里只是大致概述一个原理，大家别当法律看，我们要严谨。相关细节去查案例判决书吧）
在专利侵权案中，这两个数字是最清楚的，因为不侵权的话一个都不许生产不许卖。所以侵权者卖了多少，统统都算不当得利。
但品牌就复杂了——不假冒别人的牌子，只要产品本本分分做好，一样是可以卖出去的。原告如果要说“他换了杂牌一个都卖不掉”，这显然得不到法官的支持。
这时候，就要证明自己的商誉值钱，或者在名誉权案件中，要证明当事人公民的个人名声值钱。
可惜，冯见雄和马和纱这几天刚好身陷丑闻。
而且，这桩丑闻距离柳洋的“优品铺子”侵权相关行为的时间点，只有一个多月。
所以被告方律师就拿出了这个杀手锏：咱确实擅自拿了你们做宣传，但得利只有最初的一个多月，不存在持久性的影响啊。
因为才侵了一个多月之后，你们自己都臭了啊！再打你们的丑闻招牌，还能有多少得利？
而普通人的名誉侵权案，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判赔多少呢？
其实几万块钱已经很给面子了，毕竟非名人的脸，不值钱啊。
陈德炳说20万，给松鼠果业10万，给马和纱10万，已经是一种尊重了。
在国内，这种廉价是司法的常态。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失费”问题，审判实践中几乎没见过谁被赔超过5000块的精神损失。
最极端的例子，是02~03年的时候，国内有一起著名的破天荒“天价”精神损失费赔偿案，还因为赔偿数额巨大上了央视的《今日说法》了（当时还是萨贝宁主持的节目）。
案子本身是个医疗事故纠纷，当事人被医生误诊为阴J癌，白白挨了一刀剁屌，结果最后一直上诉到省高院，破格给他赔了6万块，号称华夏最高精神损失费。（当然伤残和医疗费用的赔偿是额外算的，这6万块只是纯精神损失费。）
被白剁屌导致的尊严损失，也只值6万块，可见普通人的脸有多不值钱。
……
陈德炳是鄂中大状，他的辩术当然还是颇上台面的。
上面这番赤裸裸的观点，被他包装一番之后，自然显得非常李菊福。
他旁征博引言之凿凿，无非是两个意思：
马和纱这个被作为宣传素材的当事人，已经被网民认为是为了博出位而人尽可夫的家伙，所以拿她继续宣传已经没什么商业价值了，优品铺子也没有从这里面得到多少后续利益。
《舌尖上的华夏》这部片子的公信力，也会很快遭到摧毁性的质疑。因为它的投资人是个靠钱制造机会玩弄女性的人渣，这种人渣肯定也会往片子里加塞很多植入式软广。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因为这部纪录片而认识到的品牌，都不会再有多少正面宣传力。
另外，他说的每一句话还都颇有数据支持：主要是“优品铺子”在侵权前后的销量增幅对比。
从数据上来看，侵权混淆之后，对优品铺子的销量增加确实没那么突兀和明显——但事实上，广告界的营销宣传，本来就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只是因为眼下恰好赶上了冯见雄和马和纱都臭了这个节骨眼，所以这种滞后性可以随便被恶意解释。
至于“松鼠果业”12月份里的持续销量下滑，陈德炳也能顺理成章往“贵公司本身面临公关危机，品牌臭了，所以没人买，无法证明是因为我们的侵权引流了消费者”这个解释上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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