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东京辽阳府。
这座城市如今正在变得不一样。
首先是规模扩大了。去年随着大量契丹人的迁入——尤其是上京家眷的迁入，辽阳府的人口一下子膨胀了起来，原本这座城市以渤海人、辽东汉人为主，作为上层统治者的契丹，在人数上也只是和奚族、高丽那样的少数族群，但如今契丹人却已经占据将近半数了，且至少有数百户以上的“贵人”。
其次是治安变差了。这一大帮子“贵人”，都是不好伺候的主，他们在上京作威作福惯了，面对天策时或许会因为畏惧而懂得谦卑，但面对辽东汉民、渤海、高丽、女直时，却依然高傲，兼之临潢府才破，既有作为丧家之犬的悲愤而导致脾气暴躁，也有可能“亡国”而带来的危机焦虑，对其他族群尤其是辽东汉民防范极深。
最后，倒是在混乱之中商业变得繁荣了。数以万计的契丹迁入辽东，他们在漠北与漠南的家园都丢了，必须要重新安家，一切草创之际，所需的各种商品自然十分庞大，缺口大到辽津放开怀抱吞纳南方各国的货物也远远满足不了贵人们的需求。契丹毕竟立国数十年了，之前又有上百年的族群积累，契丹下层牧民虽然穷苦，上层的贵人们其实是有钱的，上京城破，牧场带不来，家园带不来，城池带不来，但珍珠黄金却能带来，到了这里要重建家园，就不得不将这些奇珍异宝贵金属卖出去，以换取各种安家的费用与生活资料。
所以大智节到了辽阳府以后便受到了对他来说前所未有的尊荣与欢迎，这种尊荣尽管流于表面——契丹人骨子里还是看不起被他们灭亡的渤海的——但至少让大智节觉得自己受到重视了。
他家本在辽阳府，是城中的老住户，宅院占地宽广，契丹东迁之后，原本的城池便大显狭窄，但丧乱之余无力营建，贵人们便侵夺了许多老住民的宅院，闹出了很大的矛盾，大智节的家族本来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幸亏他出海有功，得到了耶律屋质的庇护，这才守住了家业。
一年多没回家，家里别的没什么变化，却是多了一些叫炕头的东西——煤炭这东西，一旦使用开来，就叫人无法割舍，随着煤炭的开发和在辽东的迅速普及，炕头也出现了。汉人之所以长期未能开拓到东北，或者屡占屡弃，气候的严寒、生活的不便一直都是原因之一，像煤炉、炕头、棉衣这些保暖用品的出现，对辽东人生活的改善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大智节凭其敏感的商家直觉意识到，这三样东西以后若能普及开来，辽东将未必会输给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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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数日，一直有人登门，有来拜访的——大多是商贸上的朋友亲戚；也有有些贵人的家奴，则是希望能从他这里买到“唐货”的。
到第三日上，连大辽的丞相韩德枢也抽空接见了他，并答应将他在唐国搜罗到的西域奇珍转献给地皇后。
由于交游广泛且能涉入契丹的高层，半个月下来，大智节对辽东如今的政治生态便有了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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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辽国，其政治体制已经与上京破城之前大不相同，权力格局更是大大变样。耶律德光在战败之后就患上了重病，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乌州动弹不得，后来情况略有好转后，才用担架抬到船上，顺流而下，来到了辽阳府，但人已经无法理事，只是吊日子罢了。
众臣遂拥耶律璟为太子监国，由地皇后垂帘听政——这是辽国如今最核心的政治现实。
契丹是在阿保机时代才正式立国，汉化未深，皇权、皇室不可侵犯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耶律德光作为此子当初得国继位又有些不正，当契丹整体国力处于上升期时也就算了，现在不但失地丧土而且兵败城破，在失去治事能力以后，即便有合法的继承人，辽国仍然因此而处在分崩离析的大危机中。
也亏是地皇后手腕了得，护着孙子，才总算将一个随时可能四分五裂的辽国给勉强统合了起来，但内部统一要想做到契丹立国时的程度那是不用想了，如今的大辽国内，大小派系割据严重，其中以各派对汉文明的态度，正明显地分成了三派。
第一派，是被其反对者称为“汉家奴”的汉化派。
这一派的人拥有绝大多数对汉文明有较深接触的大辽高层，以及大部分的汉族官员，过去一年多治理辽东汉民、稳定辽东局势、挽救辽国财政、收拢辽东人心，靠的都是他们。
在经济上，汉化派掌握着八十七万在籍汉民、四十万在籍渤海民和十几万高丽人，这些可都是东北宝贵的农业人口，在可以预见的来年，这个阶层所控制的人口，能够生产出供给两百万人吃食的粮食，此外更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营建了一个海贸港口（辽津），为刚刚在辽东站稳脚跟的辽国带来各种急需的物资，输送源源不绝的商业利润。可以不夸张的说，汉化派如今已经掌握了辽国九成以上的经济资源，而且这种绝对垄断的地位还在急需加强。
而在军事上，汉化派的力量也不弱。从燕云退回来的两支部队——耶律朔古的两万多燕京主力军和萧辖里将近一万的云州偏师，是契丹在上京城破之后基本保持完整的一个军团，除了这三万多人的契丹部队外，汉化派还控制着多达五万多人的汉军和三万多人的渤海军，以及以高丽人为主体、人数约莫一万人的杂族部队，并担负着辽国对天策大唐最重要的两大边关之一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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