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宋江洋洋得意马蹄疾的同时，千里之外的黄河岸畔，左军都督府左副都督徐宁，已经引着一支兵马杀入了安利军【浚州】。
彼处乃是一要地，比之濮阳毫不见弱。地域较霸州要大，较雄州又小。后者有一州城三县城，安利军则只有一军城一县城。
大家许是不知道安利军是何地，作者君不查看北宋地图，也不知道这安利军是何方神圣。
但要把其军城名号叫出，诸多看官心中就有底了。此地就系是黎阳也。三国官渡之战中，袁绍屯兵之地。
而九百年之后，彼处又为何重要？
以至于陆谦刚下大名府，洺州、邢州未克，便先遣一军袭取这里，那就不能不说道这里的两座跨黄河大浮桥了。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造桥技术发达，早在唐朝就于黄河之上建造了桥梁。后世小学语文课本中提到的驾舟捞铁牛故事里出现的浦津桥，就是其中之一；而另一座便是建于北宋政和五年的天成桥，一座跨越大伾山、凤凰山、紫金山三山的黄河大桥。共分为两段，徽宗赵佶下诏赐名，大伾山至凤凰山段的浮桥曰天成桥，属安利军；凤凰山至紫金山段的浮桥曰荣光桥（后改为圣功桥），属滑州。
这可是一项了不得的工程。
想想看，浮桥跨越三山，如彩虹般横卧于滔滔黄河水上，如此壮观景象出现在北宋时期，古人何其伟大？
政和四年（1114年）十一月，彼时陆谦刚崭露头角，督水使孟昌龄上书奏议道：“导河大伾，可置永久浮桥。”他提议，引黄河水，使之通过大伾山及东北两小山（紫金山、凤凰山），使其分为两股，在下游合二为一。以三山为桥墩修筑浮桥，将“省费数十百倍，宽河朔诸路之役”。赵佶闻报大喜而从之，任命孟昌龄为督水监，征集黄河两岸民夫数十万人，于安利军大伾、凤凰、紫金三山间建浮桥两座。
翌年六月，赵佶下诏嘉赏开河修桥有功的官员。诏书曰：“凿山郦渠，循九河既导之迹，为梁跨趾，成万世永赖之功……人绝往来之阻，地无南北之殊……”又诏：“居山至大伾山浮桥属安利军者，赐名天成桥；居山至凤凰山浮桥属滑州者，赐名荣光桥。”
虽说此等导河筑桥的壮举，并没有达到想象中一劳永逸的效果。分流河虽开通了，然而水流依然湍急，遇山稍隘处往往泛滥成灾，两岸境内百姓依旧饱受其苦，溺死于洪水者不计其数。
陆谦也并不知道孟昌龄等主官借建桥之机，聚敛金帛，个个富比王室。后世的史书中更抨击孟昌龄积恶如山，穷竭民力，聚敛金帛，交结权要……漂没生灵，无虑万计，近辅郡县，萧然破败。
他只知道这条浮桥【后文就以天成桥命名】万万不容有失。他最怕的就是当地官府军兵在慌乱之中，一把火将这座浮桥给烧了。
那就真的是暴殄天物了。
虽说这滑州就在濮州东侧，其下方就是东京城。梁山军要夺取京畿之地，着实简单。有无这天成桥，都无甚大碍。可陆谦怕的就是那些心理变态之人，或是破罐破摔。见不着别人好。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
这天成桥对于黄河两岸的益处，显而易见。但是想要破坏他，却也轻而易举。
翻开历史的书页，黄河是绕不过去的一条沟壑。上下数千年，每一页，都有数堆烽火燃烧，数缕狼烟腾起；每一页，都有几番战马嘶鸣，几起兵戈相见。以北宋为分割点，在此以前时候，战事尤其频繁，战场尤其宏阔。
地理条件、交通运输能力、人力物力资源，是兵事几大基本要素，黄河流通所过之地便都具备了所有的要素。眼下的安利军，地理上，襟山带河。大伾，浮丘两山平地凸起，视野辽阔，黄河、大运河【永济渠】分别在两山脚下流过，占据了这两个携手并肩的山头，就等于一个大汉一手扼住了东边黄河的鸡脖子，一手扼住了西边大运河的鸭脖子。
而在古代，河流，特别是黄河，既是进攻的通道，又是防御的天然屏障，加之在大伾山东南不到一望之地，有天然军事要塞黎阳关（亦称黎阳津，白马津）。周至宋朝，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兵马末动，粮草先行。战争打的是后勤保障，是粮秣供给。
只是，眼下这场战事与过往几千年里的一次次大战却显得不同。安利军空有丁勇军士万余人，却兵无战心，将无斗志，徐宁领兵都抵到浮丘山了，那军城之中的知军等人还无个定策。
眼睁睁的看着梁山军抵到安利军城池之下，一分为二，一路留在城外看守，另一路直扑黄河。
天成桥上当然有宋军士卒在守卫，且数量还不少。毕竟这里是沟通南北的重地，且安利军也好，黄河对岸的滑州也好，都是宋军防御要地。自从梁山军退出东京城后，赵佶虽无心重建京畿禁军，却也并非一点作为都没。
以第一时间兴兵‘收复’东京的原兴仁府知府李艺为东京留守，以在东京一战中逃出一劫的留守推官刘豫，为南京留守。组织兵马，整顿秩序，重建官治。
可实则呢？却是因为那两地着实太坑，无人敢入。这才叫李艺与刘豫沾了这不是便宜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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