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
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
斯大林希望与中原新政府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原东北的既得利益。
而中原新政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政府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原政府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中原新政府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的同盟条约问题，已经成为新政府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因此，新政府与斯大林苏联进行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新政府格外注意中苏条约和协定中所表现的中方主权和平等权利问题。只是，关注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因为中苏两国强弱太过悬殊，当时中原又处于战后”受援国“的地位，新政府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平等。
苏联同意向中原提供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但却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从1950年到1963年的14年里，中原必须把它所有过剩的工业原料统统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这显然是一种极不平等的商业垄断行为。
苏联坚持在帮助中原建立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工业方面要实行合营。中方迫于压力与苏方商定了成立合营公司的协议。这种合作方式事实上是损害了中原的主权。
苏联坚持中原的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的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预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用最高首长后来的话来说，斯大林实际上是在中原树立了两个势力范围。
苏联政府对中原新政府的某些方针政策持怀疑态度。
苏联当时执行的是亲英美的路线，避免战争。而中原的政策偏谨慎，多以自力更生为主导。中原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缺的只是技术。
因此，苏联对新政府的态度是冷漠的。由于苏联在政治上对中原持怀疑态度，所以，经济上和技术上对中原的援助也十分有限。
针对苏联的疑虑，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摆脱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新政府在建国前夕就明确提出了向苏联暂时“一边倒”的方针。因为，无论从社会经济制度、思想意识形态或历史背景来看，中美两国当时都不可避免地处在对立状态。从这一角度看，是美国逼着中原向苏联“一边倒”的。
为此，中苏之间还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
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缔约国双方均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措施，缔约一方如果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条约有效期为30年。
还有就是签署了《关于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议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原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原新政府。在同一期限内，苏军从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原新政府，由新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的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苏军撤退前的时期，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由新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也完全由新政府管辖。
后来，考虑到朝鲜战争等新情况，1952年9月，双方又协商延长了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1955年5月，驻旅顺口苏军全部撤出。
关于贷款的协定内容大致是，苏联从1950年至1954年五年内，贷款给中原3亿美元，年利为1%；这笔贷款作为中原偿付苏联卖给中原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之用；中原在1963年底以前，可以用原料、茶叶、美元等分期还清这笔贷款及利息。
在上述条约和协定签订的同时，中苏外长还以互换照会的形式声明，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国民政府缔结的各项条约及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时宣布，苏联将其在东北自日本手中所获得的财产，及过去在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中原政府。
为了保证两国的国防，苏联政府与中原政府还达成了一项补充协定：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原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当时的缔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对反击美国的“冷战”攻势起了积极作用，它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
但是，即使在50年代前半期中苏友好交往期间，在条约执行中就已发生一些使中原人民不甚愉快的事情。
比如，在关于无偿移交日本投降后在东北留下的财产问题上，苏军在撤离东北时，没有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约定办事，而是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厂矿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几乎全部搬走，只移交了一些空房子；在两国贷币的比值问题上，苏联不顾中原新政府的异议，将卢布比值定得很高，将人民币的比值压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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